问责官员的自由回归引发争议。

问责官员的返回不能含糊不清,但应向公众发表声明。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教授陈林忠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目前问责官员的返回机制并不完善。

陈林忠不是唯一关心问责官员回归的代表。

《法制日报》最近在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时发现,许多NPC代表和CPPCC成员就改进问责官员的返回机制提出了建议。

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初,上海静安区两名在1115年上海特大火灾后被解雇的官员已经悄然返回。

此前,在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被免职、辞退或辞职的官员陆续回来。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就职不到半年时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争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Yang Haikun)认为,目前问责官员的回归是任意的,已经成为一条潜规则。

杨海坤表示,问责官员的随意回归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异常现象。它有三大危害,即弄虚作假和建立空行政问责制度,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以及提拔官员优而不劣。

他进一步解释说,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犯有错误的官员进行行政和政治处罚,如有责任的权利、使用受监督权力的权利和侵权赔偿,加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感。

如果问责官员很快回来,问责便会变得毫无意义,官员亦会有错觉,以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被人注意,他们仍然可以东山再起。

问责官员的自由回归,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好的官员的自由回归,表明了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回归、何时回归、如何回归等问题。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固定的规则。

杨海坤指出,这肯定会鼓励一些官员不仅仅是高层官员,这不利于政府官员树立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

官员在返回之前应该透明和负责。这并不是说官员不能返回。

1115年被免职的官员陈林忠说,例如,区长主持政府的总体工作。他手下有副区长、部门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区长不能掌握每一个具体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对事故的领导负责。他被免职是一种道德责任。一击杀了他,却不任命他也是不科学的。

返回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要神秘地返回。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叶丁律师事务所主任徐智慧认为,公众应该有权了解问责官员的回归。所谓的低调处理只会导致各种猜疑和疑虑。他甚至认为问责制没有用,官员的问责期就像带薪假期。

消除这个秘密的最好方法是公开它。

陈林忠说,公开不应该在官员返回岗位后公开,而应该在他们上岗接受群众讨论和判断之前公开。

除了重新上任的官员将担任的职位之外,新闻还应包括他们问责的原因、他们承担的责任以及他们在以前职位上的表现和表现。

陈林忠说,应该通过电视、报纸、网站和其他形式尽最大可能向公众公布,以接受公众讨论和评论。

杨海坤持有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在发布官员复出信息后,应设定一段时间让公众提出自己的意见,组织部门应通过发布联系信息收集公众的意见,这将成为官员复出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作出是否返回的决定后,决定列出公众的主要意见,并就是否采纳公众意见给予反馈,并说明理由。

陈林忠建议甚至可以举行公开听证会,让公众决定是否遣返官员。坦白说,我相信公众会赞成和欢迎以前表现出色的官员。

立法完善官员返回机制的徐智慧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和返回的规定分散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包括2010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办法》和2008年《公务员任免和晋升条例(试行)》等,还没有制度化,存在诸多不足。

当官员被追究责任时,应明确处罚结果的具体内容。

徐智慧说,问责官员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些因重大事故中的重大责任和严重过失而被解雇的人应该被明确终身解雇。对于能够返回的人员,应根据其职责确定不同返回的最短期限。

徐智慧说,应该为官员的返回建立科学程序,例如提名、调查和讨论决定。

同时,要加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加大人员监督和失职责任,用制度规范。

不仅应该严格限制从工作岗位返回的官员,而且应该严格限制任命从工作岗位返回的官员。

法律应为返回的问责官员规定一个检查期,在此期间,返回的官员在符合所有任职条件后可以继续任职。

相反,如果在检查期间,该雇员不具备工作资格或有任何其他违法行为,他将不会按照法定程序被任命,以维护问责制的法律尊严。

杨海昆表示,这也将使问责官员在复出后更自觉地接受公众监督。

完善官方复出机制,最终确立立法是记者采访的代表成员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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